中国式民刊 写在《2009中国诗歌民刊年选》出版之际
中国式民刊
——写在《2009中国诗歌民刊年选》出版之际
文/安琪
“中国式”作为定语成为近些年的一个流行语汇其原因在于它微妙的特指意义，也就是，在它后面紧随着的那个词组因为置身“中国”而有了与置身“他国”不一样的象征体系和情绪表象，譬如“中国式秘书”之“秘书”原本指的是“为政府部门及高级官员提供辅助服务的公职人员”，而一旦冠上“中国式”便有了意味深长的暧昧认定：谁都知道它显在的“辅助”后面隐在的权利！当然，这里的“谁”也必须是“中国式”的也就是，只有中国人才知道“秘书”意味着什么。你向一个老外介绍这人是市长秘书和向一个中国人介绍所获得的回敬表情将是大不相同的，这种因成长环境的濡染而慢慢渗透入一个人的价值判断显然也很“中国式”。
同理，当你拿着一本诗歌读物向一个老外和一个中国人说这是“民刊”时，所获得的回敬表情也将是大不相同的，后者将毫不惊讶于他/她耳朵里所接受的“民刊”概念而前者则不免好奇追问“什么是民刊”？这时你就要向他/她解释“民刊就是没有书号的诗人群体自筹资金自行印制的诗歌读物”，如果此时前者继续追问“为什么没有书号”时你就将继续解释“因为书号很贵很不好拿”，如果前者继续追问“怎么个贵法，为什么不好拿”时你就将发现你已变成这个体制某些规章制度的解释者而事实上你根本解释不了这个体制的某些规章制度。这个时候你最好用如下方式解决前者的好奇，你要说：“这就是中国式”。
诗歌界的民刊现象既体现了中国式出版体制的强悍亦即他的书号垄断性质及由此垄断所造成的高额出版费用，也反映了该体制一步步走向的宽容：只要不对国家意识形态构成威胁，诗人们乐意自己花钱玩个高兴那也无妨。对比民刊源头《今天》的诞生及其遭遇的波折，我们就得承认，中国的出版体制毕竟在一天天走向开明和宽容。“民刊”的存在是诗人极端个性和自由意志的形式外化，我们从未听过或见过小说界、散文界有民刊一说，只有在诗歌界（也只有在诗歌界！），民刊才有它广大的生生不息的培植土壤和传播风气，民刊就像诗人间秘密的接头暗号或相逢的一笑和抱手的一拳，诗人们藉此有了行走天涯的剑与豪情。
刘波博士在《网络时代的诗歌民刊》一文中如此写到“学术界曾经有这样的说法：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部民刊史。……民刊的传统已深入人心，无可替代。它虽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却影响了几代人的诗歌写作。”关于“民刊”之于中国新诗的历史意义论者众多，本文不拟复述。本文只想对《2009中国诗歌民刊年选》的出版做一个简短的推介，在年度出版物已成集团力量纷涌在岁末年初的图书市场的今天，诗歌爱好者遗憾地发现，民刊这块居然空缺。这空缺如今被一个叫吴谨程的福建诗人看见了，于是他给了这看见一个结果——《2009中国诗歌民刊年选》的出版！
我感觉吴谨程似乎想给中国首部年度民刊诗歌一个无限大的空间，他基本上把2009年能搜罗到的民间诗刊都搜罗进去了，更准确地说，他基本上把2009年能搜罗到的民间诗刊上的诗人都搜罗进去了，于是我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民刊农贸市场，看见铺展在地上的一份份民刊和一个个诗人及他们名下的一首首诗作所构成的一个热气腾腾的2009诗歌现场，这是一个有趣的展示：在一片眼花缭乱中，每个人首先找的第一个目标只能是自己的名字。一定是这样的！因为——
这是中国式民刊和它的中国式年度展示！
无论如何，必须祝福它，一切为诗歌做事的人，一切与诗歌有关的事，都值得祝福！
2010年2月26日，北京。